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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子的面额，原来是存钱时填写，随着业务量的扩张，变为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楮券”。为保障无条件兑换，理论上需要有与发行总额相等的现钱，但随着交子的信用建立，商人间的相互支付越来越多地直接用交子。于是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一部分被保管的现金几乎永远也无需动用。这意味着交子的发行量可以大于铺户拥有的现钱。于是铺户拥有的现钱成了“准备金”，而交子成了纸币“楮币”。准备金与发行总额的比率则成了“准备金率”。

　　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当时的叶适、戴埴等人就反对发行会子，认为“楮币久远必败”，他们其实是意识到，官家不可能为了信用而严格约束自己的发行冲动。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纸币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与之对比，2008年国家黄金储备为1929万盎司，按1盎司=28.3495231克计算，仅546.86吨。可见“会子”发行之滥。

　　明洪武八年（1375年），政府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大明通行宝钞也只稳定了约20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前后，宝钞在一些地方开始贬值。特别是南方两浙、江西、闽、广一带，民间重钱轻钞，钞一贯（面值千文），只能换铜钱160文，若按铜钱购买力不变计，用纸币计算的物价已经上涨了6倍。此后，米价显示了恶性通胀，从各种资料查到明代的米价中，其“折俸价”为官员俸禄折米的价格。市价涨幅远高于折俸价，显示官方竭力掩盖宝钞贬值的事实。

　　这一理念可行，其必要前提是，贵金属的生产、发行量与社会的交换需求匹配。而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不现实的。我国自唐代以来，主要的货币是铜钱。我国是铜矿稀缺的国家，稀缺性一方面保障了铜钱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通货紧缩“铜荒”。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西方殖民者用南美的白银与中国交换茶叶、纺织品、瓷器等，白银的流入，缓解了铜荒，然而到了1830年，西方开始转向金本位制，被淘汰的大量劣质白银涌入中国，又导致了通货膨胀。（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但这种“孤立体”的思维，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我们知道的所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都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的。首先将“商品经济”置于不可置疑的基准地位，以此来评价政治系统的作用，这不是科学研究的思路，而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说教。它甚至无法解释当前欧元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关系。欧元由欧洲央行统一发行，而欧洲的财政却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的财政，这被许多学者视为欧洲债务危机的症结，认为它甚至有可能危及欧元的存在。可见离开了对政治体系的考察，根本无法理解货币问题。

　　然而，中国近500年的纸币实践一次次以破产结束，究其原因，历代学者总是关注两点：其一是财政开支膨胀，其二是税收不敷使用。其结果导致当局超额发行货币。此门一开，如吸，还未见哪个政府有戒瘾成功的先例。相反，个个都落入了增发贬值经济混乱税收不足维稳成本上升再增发的陷阱，直至财政、经济崩溃。北宋、南宋、金、元、明，直到“国民政府”，无不如此。

　　由此，韩毓海认为，主流学界用“资本主义”的胜利来解释欧美霸权的形成，“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历史事实是：“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以上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韩毓海强调：导致西方“文明”横扫全球的是“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显然，从这个视角，我们才能理解从16世纪至今迁延不断的战争；才能理解自战争始，西方“文明”强加给中华民族一次次战争的后果：将中华民族按在全球产业链的底层，迫使中华民族为西方的“文明”输血，以保障他们的货币体系成为“硬通货”；这才是“硬通货”之所以“硬”的缘由。西方世界军事、金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建立起非对称贸易关系，从非西方世界汲取巨额财富，才能让它们滥发的纸币长期赖在“硬通货”位置上。

　　西方的货币金融体系之所以有这些特征，是因为它背后是一个“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它们的航空母舰可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实施军事威胁，乃至军事打击和武装占领。如果没有这样的联合体，一个常年财政、外贸双赤字的国家，居然可以成为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实在不可思议。考诸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政府，只要它长期陷于财政赤字，必然靠滥发钞票维持，必然导致钞票贬值和政府信用破产，其结果一定是社会动乱，政府垮台。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制也就维持了26年（1945～1971年），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纸币稳定的时间段大体相当，此后，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而今金价已超过1200美元。美元成了随意滥发、几无信用可言的纸片。1970年开始，美国的财政就开始了长期的赤字。然而这几十年间，美国依然稳坐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可以将经济危机的损失转嫁给他人，还可以跑到别人家门口张牙舞爪，舞枪弄棒，甚至大打出手，除了“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可有别的解释？

　　由“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推向全球的当代的主流文明，现已显出无以为继的明显征兆：货币循环的阻滞造就了疯狂的金融投机，并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除了剜肉补疮之策，主流学界一筹莫展；这个世界一方面积累了巨大的生产力，一方面使数以十亿计的人口饥寒交迫；被视为救星的“创新”、“高科技”主要投向军事装备，说白了就是用来杀人，而人类生存的基础生态环境却在无可遏制地衰败这一切迫使我们从文明的可持续性角度思考问题。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人类实践过各种各样的文明。其中一些，如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马雅文明都曾一度达到当时人类社会的高峰，然而，高峰之后就是衰落乃至崩溃，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有的甚至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持续数千年，且一再登上当时人类社会高峰的文明只有一个中华文明。于是要思考文明的可持续性，中华文明是不可回避的对象。

　　然而，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并不等价于真实的历史现实，一个社会越是清明、稳定，它的主流价值标准距整体主义的价值观距离越小，反之，则距离越大。在公认的乱世两晋、南北朝，个体主义远强于整体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重要的不是增加社会的总财富，而是争夺社会财富的索取权货币。连最高统治者都孜孜不倦地敛私钱。晋武帝司马炎曾问谏官刘毅：“我与汉代诸帝相比，像谁？”刘毅答：“像桓、灵二帝。”桓、灵二帝是公认的昏君，司马炎委屈地说：“我武功盖世，你说我像桓、灵二帝，太过分了吧！”刘毅答：

　　站在个体主义的立场，货币功能的蜕变是自然规律，人类对其无可奈何，只能顺应。这就是货币之所以从M0到M1、M2、M3一路扩张过来的原因。对于“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的资本集团，“以钱生钱”的效率越高，他们越满意，据此，他们制定了资本选择落脚地的标准：“国家竞争力”排序。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经济体系在整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它一次次将经济引向崩溃，将社会引向灾难。

　　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货币不等价于财富，货币的实质在于社会财富的索取权。“以钱生钱”不意味着财富增殖，只是已有财富索取权的自我扩张。这与历史上的土地兼并类似。如果说有何差异，仅在于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往往是经济手段与权力手段并用。而“以钱生钱”在理论上是比较单纯的经济手段（虽然事实上仍有许多辅以行政权力乃至暴力的案例）。两者的社会作用均是将现有财富索取权向少数人集中，而非创造新的财富。于是其后果必然相同。今天，人们看到，越是创造真实财富的行业越艰困，而越是从事财富转移的行业越富有。其实古人早就发现：“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嶙嶙居大厦。”放在今天，它一语道破了建筑业与房地产业间、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与房地产老板间的差别。

　　视货币为社会财富，靠“以钱生钱”作为推动经济系统运转的动力，必然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以攫取财富索取权为核心目标，而非以创造社会所需的真实财富为目标。于是人们看到：现代化驱动大批农村劳动者进城打工，但同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购得住宅，而房地产业却异常火爆，高企的房价和空置的商品房并存。对此当局束手无策：不调控？日、美房地产泡沫破灭，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调控？房地产业是最核心的“利润增长点”，一旦缺了利润激励，从银行到建筑、建材、钢铁、水泥、运输、能源整个经济势将陷入螺旋式衰退。

　　现代主流理论主张，货币体系独立于财政体系，央行的首要甚至唯一任务是保障币值稳定。这一主张主要是维护拥有巨量货币的大资本集团的利益。逻辑分析和历史经验都证实，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利润极大化必然导致“以钱生钱”的资金远超过作为交易中介的资金，进而导致经济系统失衡，只能靠超额发行货币来饮鸩止渴，这是一个不可能持续生存的系统。这样的体系，其基本理念说白了是货币拜物教。人们可以鄙视个人（如司马炎）的货币拜物教，却将整个经济体系建立在货币拜物教的基础上，居然没有人对此感到惊异，这倒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奇观。

　　其实经济系统就是社会系统的家计子系统。在传统文明（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草原文明）中，家计问题都是直接思考并处理家族的真实财富。当社会成为一个大家族（民族国家）后，家计子系统的任务就是保护和扩大上述三个层面的财富。这显然需要分工与交换，但却决不能仅靠交易。首先需要的是整体价值观，是整体的研判与配置能力，货币与交易只能作为其工具，而不能将货币与交易放到核心价值的地位，更不能靠“利润”来推动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用行政权力为“利润极大化”机制保驾护航。

　　由此，国家必须有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生存发展的立场，必须研究、分析、规划真实的社会财富：如生产能力、资源匹配、国民素质、学术能力、生态环境、国际信用、国防能力等等；由此决定货币体系与货币政策。货币、交易、价格机制，主要用于微观与个人消费层面，而宏观与生产力配置层面，不能依赖利润极大化机制，社会的公共事务决策，决不能被利润极大化机制牵着鼻子走。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理性化，是一个必要、艰巨而远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

　　30年来，中国演化的大方向是哈耶克主张的“财富控制权力”。而实践证实，此路不通。人们看到的是：资本家集团与官僚集团在“改革”、“保守”、“计划”、“市场”旗号下的理论混战。而现实告诉我们，“市场”旗号背后是资本家集团的“财富控制权力”之路；而在官僚集团的背后，却未必是“计划经济”，不过是“权力控制财富”而已，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民谣说过“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当时的另一谣则是“新生活，各顾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卑鄙张目，替汉奸翻案，嘲讽公德，讥刺善良的文字充斥大众媒体，就是这一理论选择的“外化”。那些掌控影视传媒的大腕们对此更是自觉而不遗余力，无怪乎网络上流传着“看了《色戒》，女人不可信；看了《投名状》，兄弟不可信；看了《集结号》，组织不可信”，社会认同就此化解于无形，谁说这不是一场从内部搞垮中华民族的战争？“民无信不立”，当其成员都“进化”成为“理性经济人”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一盘散沙，社会公共事务决策安有理性可言？这状态最符合谁的利益？看看谁在用军事基地、航空母舰包围中国吧！

　　社会成员无论分工、地位、行业，都认同我们这个“家”的共同利益，为此协同努力，而不是将“家”视为相互争夺的战场，这就是社会认同。看看历代留下的家训，无不强调“孝悌”，“孝悌”的背后是“家族”这个利益共同体，是“同言而信”、“同命而行”（《颜氏家训》），那些缺乏内部认同的家族，无论看起来如何富有、强壮，鲜有不衰败、瓦解、崩溃的。至于中华文明对社会状态的最高理想“大同”，更是将社会认同放到了“普世价值”的位置。

　　在一个缺乏根本共同利益，缺乏社会认同的国度，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函数”，所谓决策理性化就无从谈起。唯一能运行的机制是由不同个体相互争夺，冀此达成社会的无意识选择。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而货币体系就是亚当斯密理论最好的载体，靠无数个体对货币的争夺，来进行社会公共事务选择。历史事实证实，这样的选择与社会理性无关。相反，社会公共事务选择总是被强势集团把持。强势者或为官僚集团，或为资本集团。它们或者，共同搜刮社会；或者相互攻击，争论应该由“财富控制权力”还是由“权力控制财富”。而这一切与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不相干，他们只有被代表、被选择的份儿。

　　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理性化，需要社会成员广泛而自觉地参与。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机制，如侗族的“鼓楼”、苗族的“议榔”、羌族的“议话坝”等，无不是共同体全体成员参与，人人有平等的发言权。这样的机制首先能对问题进行多视角的观察，避免偏见与遗漏；其次是使各方利益都有表达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决策，方可能获得尽可能广泛的理解与支持。而在货币系统中，选择权掌握在购买力和股权手中，而这两者高度集于极少数人。所谓“民主”其实与人口的多数无关，至于“自由”，多数人口只有在饥饿与血汗工厂间选择的自由。

　　可见，一个社会如果将自己的公共事务决策委之于货币体系，无异于将社会的命运委之于“大汗的方士点金术”。在传统社会的小共同体里，我们的祖先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公共事务决策经验，而如今中华民族客观上已经融为一个巨大的命运共同体，它的公共事务决策如何才能理性化，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巨大而艰难的问题。我们一方面需要借鉴祖先遗留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一方面需要学界独立而深入的研究。可惜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食洋不化的鹦鹉学舌，是没头没脑的“与国际接轨”。